春来何处不归鸿——宋代流寓岭南文士的故乡观念

作者:彭洁莹(广东海洋大学副教授)  编者按  流寓文学与文明研讨正成为学术热门,不只效果产出、课题立项逐年增多,并且渠道建造也有打破,我国流寓文明研讨中心获批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要点研讨基地即为显例。本期刊发3篇相关论文。“乡愁”可谓流寓文学的永久主题,但不同时期流寓者的故乡观念是不同的,更首要的是流寓者精力的自我调适与逾越。彭洁莹副教授的论文以宋代流寓岭南文士为例,阐释了流寓者故乡观念的变迁,触及了流寓文学的一个重要出题。“春秋代序,阴阳惨舒”固是文学艺术发作演化的重要因素,但不管著作创造抑或传达承受最底子的仍是作为主体的人。李雄飞教授的《“西调”流变》,经过对明清两代西北人群“流寓”现状的描绘提醒了“西调”流变的深层原因,视角共同。韩愈流寓潮州仅有短短八个月,但却发生了深远影响。李言统教授从“韩愈诗文及事情的传奇化唐塞”等四个方面,论说了文人、官方与民间合力演绎的具有多重面相的韩愈形象,对研讨流寓文人与当地文明的联系具有启迪含义。(张学松)仇英《后赤壁赋图卷》(部分) 材料图片  “岭南”在地舆上包含现在的广东广西及海南,负山临海,距华夏万里之遥,气候酷热、飓风时作,习俗奇陋,成为唐宋时期的“死囚放逐之所”,是唐宋文士心中文明不至的蛮夷之地。由此,因贬谪、宦游、避乱等各种原因流寓到岭南的宋代文士,面临身体和精力的两层放逐,在生命沉沦的苦痛中,“北归”“返乡”便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诗文中。但是,日暮苍莽,何处是吾乡?检读这些诗文可知,宋代流寓岭南的文士在“北归”的期盼中,“故乡”的内蕴是改变着的,这些改变显现了他们对流寓地的逐步承受和精力逾越。  一  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期盼北归之故乡,首先是指生于斯长于斯的“家山”“故乡”。  苏轼早在入仕之初,即有与苏辙“夜雨对床”的想象,晚年被贬儋州,更有“相从归故山,无愧仙人杞”(《以黄子木拄杖为子由生日之寿》)的故乡之念,但是“故山不可到,飞梦隔五岭”(《和陶杂诗十一首》)。当他看到海南人不重寒食节,而在上巳日上坟时“老鸦衔肉纸飞灰”的了解场景,更是油但是起“万里家山安在哉”的乡关之思。苏辙被贬岭南时已60余岁,从雷州到循州,他“常惧寄死南荒,永隔乡井”,唯愿“机关脱节,振衣北还,躬耕为乐”(《龙川青词》)。苏辙回应兄长的“故山”之约:“归心天若许,定卜老泉室。”(《次韵子瞻寄贺生日》)秦观在元祐党争中一贬再贬,从处州、郴州直到横州、雷州。在雷州,秦观哀叹:“南土四时尽热,愁人日夜俱长。安得此身作石,一齐忘了家园。”(《宁浦书事六首》其三)邹浩受章惇冲击,两谪岭表,面临“广南东西四十州,瘴疠莫与新昭侔”(《移居昭州》)的不适,他所思所念的皆是返乡:“此生岂复公卿望,惟喜斑衣早到家。”(《记梦》)李纲在雷州:“此身流浪旅天边,九日凄然客念家。”(《九日怀梁溪诸季二首》)重阳佳节加深了天边客子的思亲之心。  “安土重迁”思维孕育了我国古人的乡国亲情认识,就这方面而言,只要在异乡,都会引起思乡的惆怅。但是在宋代被视为化外之境和“死囚放逐之所”的岭南,因为迥异于华夏的天然环境与气候风土,身体的不适本来就简单发生生命软弱、命运无常的忧惧,远离朝廷的被扔掉感又加剧了这种沉沦之悲。在孤单凄怨的心境下,家园和亲人便是生命中最大的安慰,成了流寓岭南文士心中最天然的指向。  二  “家山”毕竟在万里之遥,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们不得不屈服于北归无望的实际境况,对流寓地从开始的疏离、排挤、敌对到了解、习惯、接收,乃至“直须便作乡关看”,在对异乡作故乡的转化进程中,心态上阅历了从愤怒忧惧、绝望疲乏到漠然平缓的进程。  宋代流寓岭南文人把流寓地当故乡,并不意味着“家山”欠好,而是在自遣中尽力以各种方式使异乡可居。当他们调整心态,便也发觉,异乡的山水竟也秀美,景物可取,士民可亲,这反过来又坚决了他们在流寓地著书授徒、宣化斯土的决计,由此岭南流寓地便也成了可以安居乐业之地点。  三  宋代流寓岭南文士的归情不管是指向“家山”仍是流寓地,都有详细的地舆含义,是“安身”之所,但是想要破除困扰求得安定,不只在于安身,更在于安心。有了这种以心灵自在为旨归的超然奔放,那么华夏也好,岭南也罢,不管归家或许归朝,一切的安心之处都成了安身之所。  苏轼《定风波》“试问岭南应欠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借对随王定国远谪岭南之歌妓柔奴的赞赏,抒情自己窘境中随缘自适的奔放胸怀。晚年流寓岭南,他对人生的考虑更臻圆融,以为“虽在海外,未尝不归云尔”(《和陶归去来兮辞·序》)。岭海北归途中其精力提高到四海为家的境地,“春来何处不归鸿”(《次韵法芝举旧诗一首》),“海北天南总是归”(《次韵郭功甫观予画雪雀有感二首》)。这种交融了儒、释、道思维的故乡观,消解了故乡与异乡、华夏与岭南、显达与贬谪、出与处的敌对和敌对,成为他逾越磨难、不以离乡去国为忧的重要精力力量。远谪岭南的苏辙,亦竭力脱节世事牵系,更多指向心里:“不悟万法空,子如此心何?”(《次韵子瞻和渊明拟古九首》)李光谪居岭海十五年,但是他“对错荣辱,了不相干,故十五年之间,虽老而未死”(《与胡邦衡书》),其《乙丑二月予赴贬琼山,苏令办自蔚平追路至陆川访别临行作两小诗》曰:“墟落相逢一笑迎,旋沽浊酒得深倾。明朝转首俱千里,君到藤江我到琼。”琼山也好,陆川也罢,正是有了这种宠辱不惊、心安为家的随缘自适,李光才干安然笑对和好友各自南荒远谪。缘于“历来处处安心肠,肯认家山作来源”(《逸贤峒》)的超然洒脱,胡铨面临新州暮春时节的阴晴气候、绵绵梅雨,没有常见的忧虑哀怨,想到的是“今岁荔枝能好”(《如梦令》)的丰盈高兴。  流寓岭南的宋代文士,在“北归”的期盼中,“故乡”的内蕴在详细的地舆概念上阅历了从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到对流寓地“直须便作乡关看”再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心灵避难所的变迁,其间流寓文士们阅历了迁客逐臣的幽忧愤懑、佛道山人的超逸圆融、敦敦儒者的淑世情怀的心态改变和自我精力重建进程。  《光明日报》( 2020年02月10日?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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